很喜歡在facebook讀過的一句話："It's so hard to forget a
person who has given you so much to remember." ...... 生活中令人難忘的，原來，情人如是，工作也如是。
離開野村三年多了，我終於決心執筆寫下這段大起大落的回憶。也想不到這篇文章居然一寫便用了近半年的時間才完成，而且變得像中篇小說似的篇幅。對野村，一直帶著一份內心放不下的在乎，每次與舊同事見面又總不免有點懷緬過去。然而，三年過去，我想畢竟是時候放手，為往事真正畫上句號了。
2009年6月11日，我步出了這工作了8年半的公司大門。曾幾何時，我和許多許多舊同事一樣，相信這是一個可以留至退休的地方。離開的一刻，我竟帶著一次人生中最深刻的失戀感覺，比起什麼拍拖分手的傷痛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因為失戀的連帶後遺症也來了：
1）實在提不起勁去找工作，就像沒法投入新戀情一樣。感謝在丈夫的支持下，我休息了很長的一段日子；
2）九個月後，我開始了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過後，晩上沐浴時我大哭了一場，感覺像懷念舊情人一樣；
3）每一次提起舊公司，感覺戚戚然；也由於公司內部已變得面目全非，故人面對的不只是平常的離離合合，而是一種舊情人已一去不返的遺憾。
千禧年之邂逅
這麼深厚的情感我也說不出是如何建立的...
記得2000年的秋天，當時我剛剛回流到港，接到中介公司的電話有一個給畢業生的入職位置，要求清晰簡潔：中文、英文、PowerPoint。剛剛畢業兩個月，我本來並非那種一心立志投身金融業的高材生，然而野村 (Nomura) 是日本最大的投資銀行，一了解下原來這份簡直是夢寐以求的「筍」工！
第一次步入Nomura的大門便愛上了。二千年的辦公室還在花旗大廈（當時被稱為萬國寶通），記憶中公司在20樓的接待處以簡潔的樺木配米白色設計，在旁有一條偌大的玻璃旋轉樓梯通往21樓，帶著一種簡約又含蓄的氣派。經過四輪約兩個月的面試過程，我居然被取錄了。據說到最後是因為另一位對手相對太進取而我則給人感覺較友善而被留下的。我所加入的Equity Capital Markets (ECM)資本巿場組屬投資銀行部，當時連我在內就只有4個人，請我的其中一位上司潘先生可說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因為透過他我同時投身了野村，也認識了我的丈夫。又或者可以說，以時間計算的話，我的二十年華時期相處得最多的人必是潘生，因為在往後的八年間他每天也坐在我身邊。
除了潘生以外還有一位較高級的日籍同事新光先生。至今，他仍是其中一位最令我敬重的前輩。他表面上常開玩笑，實際轉數很快、為人是非分明，而且極重情義。Team sec 「愛妃」在我加入時已是資深秘書了。當時她正懷著第二任兒子，第一次見面時就已經安排好了一切，而且友善得不得了，更加馬上就令我愛上自己的新工作。後來的愛妃更成為了我的密友，她的鬼馬令office充滿了笑聲，又同時帶著無限生活智慧，大家用時間累積的點點滴滴，實非三言兩語可言諭。
往後的幾個月不算太忙碌，潘生及新光先生也很用心教導我，短短的時間內我由一個百份百的門外漢開始認識到所謂的投資銀行生活。
記得當年我帶著近二萬港元從加拿大回港，是從大學二年級起打工的僅有積蓄。在野村的頭半年我一直租住婆婆的物業，但很快她就要出售該單位套現了，我正煩惱如何可以當時的薪金租住同類單位。碰巧那時正是公司的年結時期，在潘生和新光先生的努力幫忙下大老闆給了我50%加薪，解決了生活上的問題。多年來我一直珍惜自己有一段由「負數」開始的生活歷程，而這由自己一分一毫累積的財富，無論是心理上或是實際金錢上，都是隨著野村而來的。
2001-03：每一分鐘也積極
八年間我一共去過東京的總部四次，2001年是第一次的培訓，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足日本。學了兩年的日語雖然在工作上尚未到家，但街頭問路也總算是派得上用場，很是得意！四天的行程被安排得密密麻麻的，就連每天午飯及晚飯甚至coffee break 由誰人接待也排好了，這數天我學到了工作上的種種運作、碰到了不同部門的重要人物、更重要是體會到日本人那種無微不致的細心及團隊精神，感覺受寵若驚。上司特別讓我的培訓在星期五完結，再叮囑秘書訂了星期天的回程機票，還安排了一名年輕同事整個星期六帶我四處遊覽。到今天回想起來我真沒見過另一間公司有這樣的人情味！
2001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新老闆從倫敦被派到香港。大半年以來我們那一組人都沒有直接的team head，只有部門的大老闆福田先生，可謂「冇皇管」！人還沒到，他的花名已取，被我們稱為「發哥」，其實是他的姓氏與「顛」字同音，而他一灌脾氣較暴燥，在電郵也見咄咄逼人。
然而，在相處過後我們才知道原來發哥是一個可交心的好上司，他表面上帶點英國人的傲氣，喜歡用他的冷笑話諷刺人，但其實很關心下屬，而且會為了你在上司面前爭取最大利益。
發哥來了，我們的工作也變得份外積極。2001年我們完成了首間國內民企在香港上巿（然後至今11年後我們居然看到主席被囚，世事真是無奇不有！）。2002年開始巿場氣氛轉淡，我們與東京同事努力引入了一種不用在日本掛牌便可公開發售股票的銷售模式。那兩年經我手出品的計劃書可說是不計其數，其中一些更是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產物，尤其內地公司都傾向喜歡一百多頁詳盡的厚本子！我們與東京及中國部的同事合作無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至今發哥與一些日本舊同事談起來依然會懷念這段 ＂good old days.＂
發哥來了後我們也與亞洲各國的團隊來往越來越密切，其中我印象最深刻要數台灣及新加坡的同事，怎樣形容呢？就是那種拿起電話聽筒便會自然咧嘴微笑的溫暖關係！
與發哥出差的日子也有好幾次，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女孩但他卻不斷給我機會在客戶面前作陳述，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段珍貴的人生歷程。
發哥這急性子也曾經把我罵到躲進洗手間裡獨自哭泣，然後當我把自己重新整頓再出來時他又會怕我難過找一些無聊話題跟我搭訕一番。他那種工作起來的百份百投入的性格在緊張起來甚至不讓潘生去倒一杯水；也曾經對著不相干的日本同事叫罵，但我們都了解他，並敬重他，時間、以及那「一條心」的精神把一切都磨合得順順當當的。
當時的投資銀行部老闆福田先生是個充滿著人情味的大好人。一次愛妃得了肝炎留院他在聖誕夜也親身前往探望；另一次我們那一組因為他疏忽了的原故只有一天趕做一份地鐡公司的計劃書，他便通宵達旦地與我們留守著。
2003年3月，沙士來襲，辦公室內更見親切，我和愛妃都在計劃如果自己得病如何保護家中老少；這時，日本同事為我們寄來了窩心的禮物：空運日本口罩。
2003年9月我們的辦公室搬到IFC，大家都帶著興奮的心情。可是，不久以後福田與新光先生都分別被調到意大利和美國去了。記得在福田先生的送別會上一個從美林過來的中國部資深銀行家說過，他剛進野村的時候覺得這兒資源很少，運作也很不同，但日子久了覺得日本人那種智慧是含蓄內斂的（Subtle intelligence)，令人由衷的尊重。
我很有共嗚，因為對我來說Nomura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些圖短線利益、看不起日本投行的人一年半載便離開了；而真正能融入這大家庭的人很快會便會愛上，因為一間公司要長久地留住員工的心從來也不是只靠金錢。
2004-06：更上一層樓
接替福田先生的是他那同年的好友篠原先生，被我們稱為新「房東」。篠原先生可以用兩個字形容：一股「魅力」的化身。而這魅力並不在外表流露，是一種領導者的智慧和氣度，他一方面會關心下屬、會說人性化的話；而另一方面他對工作的熱忱會帶動整個部門，這兩年他便成功地把業務帶到另一個高峯。
至2004年在日本公開銷售股票的項目已做了很多，我們藉著這個優勢取得了幾個主承銷的項目。工作多了，這兩年ECM也添了幾個重要成員。
最有「份量」的要算是Co-head「許愿」（註：後來我們改名的原則大致是按當時雜誌上的封面人物而取的），這個從瑞信過來的老外與發哥的關係很好，然而他的出現也令我們開始感到其實是發哥已經在計劃要離開了。到2005年2月發哥果然宣佈決定在8月份退休，結束在野村十四年的ECM生涯，當時他才四十出頭，不知過後可曾想過是退得太早了一點？
這段時期我出差的機會很多，而且開始有點吃不消。記得有一次在悉尼晚上在酒吧內突然暈倒，幸好許愿把我扶回了酒店。許愿的為人其實不壞，只可惜他並未能像發哥一樣得到各個地區團隊的相任，很大程度是他缺少了一種實龫的態度。他一般有八九成以上時間到處出差，停下來主持大局的時候卻很少。
隨著許愿的加入也來了另一位負責可換股的「周小姐」。周小姐可說是演活了何謂大情大性，她對工作執著主觀；但卻很愛玩，下班後可以判若兩人，典型的work hard,play hard。另外，一起熬過了不少晚夜的「東尼」也在這段時間加入了，成了這段黃金時期的核心組員，我們大家的關係嘅密切也互動，真可謂一個都不能少。
在2006年我們以僅有的人手完成了幾個集資項目，其中最大型的要算是韓國Lotte 37億美元的IPO。我們無論在首爾或在港的執行團隊均人丁單簿，與另一間主承銷高盛比較幾乎是被牽著鼻子走。但大家抱著一種「輸人不輸陣」的心態，總是盡心盡力的埋頭苦幹。從前期推廣計劃書、巿場走勢、路演安排、投資者介紹、定價分析等等；我不知道對方有否發現，高盛那方由三組人分擔的工作，在我們這兒卻來來去去就這三四個人頭。回憶這一年間的辦公室，日以繼夜周小姐與潘生有過無數吵鬧，而我們每晚放著dial-a-dinner外賣的辦公桌上也有過無數笑聲...
Lotte 要正式招股前我們到過高盛的auditorium 與管理層作最後一次預習。作結前公司的副主席突然高調地感謝Nomura的全體員工。一直以來高盛的團隊趾高氣揚，這下他們發現了原來這位Lotte高層曾在東京野村工作過，並對公司保持著深厚的感情。到今天我還認為他當日的心情我是感受到的，人總懷緬過去，即使知道人事已非，仍然希望飲水思源，多多少少為今天的員工打打氣！
Lotte 定價的晚上我們徹夜留守，第二天早上愛妃買了新鮮生滾粥給我們。項目在二月完滿結束，但同年緊接著有兩個台灣的集資，同樣的辛勞，同樣的畫面，一直到12月也沒有停過。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日子是至今人生中最充實也最上進的時候，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真願意每一天也依然如此。
2007-08：消磨的歲月
2007年1月，我和周小姐、愛妃三人行去了一個難忘的旅行，這段時間是我們友誼的高峯期。回到香港後我很快便發現自己懷孕了，預產期九月，我再請假到翌年的二月，對公司而言，可說是整整一年的負資產。沒想到在四月年結的時候，我的花紅不但好得無話可說，還升職加薪。房東跟我說，大家也過了辛勤的一年，我應要好好保重身體，他希望我不是短線員工，而在三五年後也一直見到我。說真的，工作上的不如意總是有的，也有想過退下來休息一下的時間，然而房東的話就像一碗熱湯，灌下令人暖在心頭。
就這樣2007年我在半休養中渡過，但同組的人事卻有重大變動。在花紅季節過後許愿就正式「被辭職」了，一直以來他大部分時間也安排出差，然而在執行項目上少有參與以至跟同事的關係一落千丈。不久，周小姐因為身體原因也離開了，不禁令人概嘆畢竟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在周小姐的推薦下房東請了「野村時代」的最後一位ECM team head：被我們稱為「秋官」。秋官的個性與許愿恰恰是一個大對比，他是一個執行者，對項目流程每一個細節瞭如指掌，而且細心緊慎。可惜他卻很少自發性地安排出差，而他任內最大的問題是：沒生意... 即沒有可執行的項目。秋官上任後不久即重新分配了工作，而我當時被分派接手房地產類的公司。滿心歡喜的，記得我在產假前還在努力打造我的資料庫，做得不亦樂乎！
這段時間我比較少有星期天晚上的失眠，基本上日子是很愉快而起勁的，同事之間有的是真友誼，而且是那種從一清早就可就報紙頭條談過痛快那種！
產假的第四個月起我開始很想上班，記得假期完結的第一天清早，我踏著高跟鞋，在IFC的LBG買了一杯心愛的caramel tea，嚐了一口後我感覺回到中環真好！回過頭原來房東也正在旁，他的親切笑臉馬上讓我感到「回家了」！
真正的回到岡位上卻有點不對勁！秋官請了另一位與我同級的同事：十號；聽說是從前UBS的幫手。而倫敦也來了另一個與潘生同級的director，他的名句是為何香港人不喜歡住有樓梯的房子，有一點夏蟲不可語與冰的諷刺！這新同事二人很快成了長期咖啡伴侶，早早晚晚不時也有coffee break。這段時候我每天聽著十號在我身旁放著Bloomberg TV，一組人實在清閒得發慌。為了找事做，我開始投入幫新加入的日本人河野先生去推廣一種新產品。說是新產品其實也是爛產品，以高折讓替一些無法輕易集資的公司配股。當時我堪稱Powerpoint高手，做了不少產品分析，其實自知得到生意的機會渺茫，但一向喜歡做分析報告的我卻樂在其中。
縱使如此，對整個部門而言這確是一段消磨的日子。我們另一個co-head住野先生是由東京過來一個精通英日語的青年才俊，這兩年遠離了日本的大額交易卻呆在這兒也實有點大材小用了！
2008-09：消失中的野村
2008年在幾番努力後我們好不容易得到一間泰國鋼鐵公司的交易，年中以來一直忙於交易文件及作財務預計審評資金，可惜這一切卻在一半被叫停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正式宣佈破產，緊接著的數天野村收購了雷曼所有亞洲及歐洲業務。這次交易被當時的管理層喻為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
在中環IFC雷曼的辦公室就在野村樓下數層，甚至連升降機也是同一組，也真可說是極度巧合！頭一天破產消息公報後大堂充滿了記者，看到雷曼職員一個個拿著紙箱離開，實在替他們難過，卻還未知道自己才即將成為真正的「雷曼苦主」！
新聞出現後的一兩天我們便收到內部通知公司收購了雷曼，然後，在我們還沒弄清由來的時候，已被迫接受了一種淪為二等公民的待遇...
秋官在十月份的一個週五下午被叫到當時日本老闆的房內，被告知在合併後他已無法繼任主管，需要向雷曼的Head of ECM滙報。秋官好歹也在UBS及Macquarie 打滾了二十年，當然嚥不下那奇恥大辱。他提議只留任部門內的一位managing director 而並不向雷曼的主管滙報，但意見沒有被接受。在沒有結論之下秋官原以為在週末後再討論，星期一回到公司他的入門卡居然被停了，而電腦也不能登入，就連電郵內的私人資料也要幾經辛苦在數日後才拿回來！和秋官的感情雖不算極深厚，但他為人是個正人君子，且我們從沒有看過一個人這樣被解雇的，心裡實在深深不忿！
秋官走後，我們很快就被安排離開當時的三十二樓到十九樓與雷曼同組人合併。在正式搬遷前我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把舊檔入箱，第三天雷曼ECM一個年輕女同事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們把檔案先與他們的合併再分類。我說在搬離前我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完成，已經沒時間再拆箱了，她一句：「妳意思是妳現在不跟我合作？是要我和老闆說嗎？」素未謀面，到底何故態度要這樣惡劣？「那妳去跟老闆說吧！」我沒好氣。
在真正工作上我也發現原來友善的態度只會觸礁，很多新人的不合作是因為他們壓根兒看不起野村。一次我和潘生想為一間公司安排路演，過往與銷售部已合作多次，今次卻要經過新的路演組，在談到美國路線時那位女同事一臉不肖的說：「Nomura你們在美國有什麼人？要知道你們是Nomura，不是Lehman啊！」她一句句的「你們」「我們」讓我感慨良多。既然那麼介意與Nomura扯上關係，何不有骨氣一點乾脆離開？既然選擇了要日本人的錢，卻又那麼努力地畫清界線，未免有些涵養不足。潘生卻只是很有風度的淡淡然說我們過往一向在美國路演也不成問題。
十二月頭我們收到新ECM team head「大劉」的聖誕party安排，地點為他淺水灣寓所樓下之餐廳，費用按職位支付，而他與另一個日本人Co-head住野先生作為主管每人出資過萬。對於一個習慣美資銀行收入年薪以千萬計的老外主管來說這當然是九牛一毛；然而在野村久了我們知道日本員工由於福利優厚，現金收入實際很少，這次聖誕活動的花費對住野先生來說實非少數目。一次工餘閒談潘生便向雷曼組內一個被我們稱為「甘比」的女同事透露了一下野村一向的薪酬其實較低。這段話在第二天被甘比完全扭曲了再宣傳出去，我們聽到的版本是「潘生以為現在與一流的大行合併了，他便可以賺取一流的人工！」可見氣度與修養一點也沒有為我們修成正果。
搬到十九樓後我們坐在房間的一角，其中一排六人的桌面輕巧得如臨時加建的，被我們稱為dead island (死亡之島）。兩組合併後人實在太多，裁員實是遲早的事。
2009年一月，第一輪裁員，十號與另一位較年輕的同事離開了。雷曼那邊廂也裁了一些年輕職員與秘書。這段日子我們在dead island附近生活的人只好苦中作樂，不時倒數餘下的日子有多長。
一天大劉把我叫進房，讓我為他準備一份全年巿場回顧與來年展望，另外有三位年輕的同事「幫忙」，包括那為了搬檔案跟我大發雷霆的女子。當時十九樓我們只佔半層，沒有會議室，我相約那三位同事翌日早上在三十樓的會議室見面。第二天早上過了十五分鐘沒有人出現，我至電其中一位同事，他說不知道三十樓在哪兒，我要談的話可以下去找他們。我堅持在三十樓等，十分鐘後他們跚跚來遲，但那女同事一直沒有出現過。其實當時並沒什麼我需要他們幫忙的，只是就老闆的意思我分了一些資料搜集給他們，接下來那兩天我留至深夜把報告完成了。
也不是一面倒的，雷曼的同事中也有務實的。在一項潘生與我同時參與的香港公司集資項目中，我們與sector team合作愉快。Nomura一直以來沒有行業團隊，很多資料性的工作讓我們很吃力，後來一些這段時間認識的雷曼同事也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絡。回顧整個收購行動，如果高層能夠少一點草率多一點組織，聘請真正能為公司增值的個別團隊，今天的局面可能很不一樣。
天下無不散之延席，2009年4月15日，大地震的日子到了。大清早我們看著電話接二連三地響起，同事們一個接一個被人事部叫去了。當潘生接到電話的時候，我的腦袋一片空白，更令我驚訝的是，愛妃也被叫走了... 東京的同事打電話來問我公司情況，但我禁不住語帶微泣沒法說清楚。午後我們被叫到二十六樓美式裝修的大會議室中，餘下二十多人的團隊，連我在內就只有三個舊人。後來聽聞有雷曼另一組與我從未共事的男士取笑說我是因為有姿色而被留下的，又一個高學識高自信卻低涵養的例子。
悲傷過後，還是要工作。重組過後我是唯一負責執行的，聽上去很不錯的名堂，實際運作上沒有人會願意與我分工。我試過在項目準備通過內部審批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條款已改了；也試過發現同事們告訴我會議取消了，卻為避開我的視線躲在另一樓層討論從前我和潘生負責的項目。我想不起來這個月我是如果過的，簡單來說也就是處處碰釘，沒有合作的執行，實在談不上執行，而最大問題也可能是我根本無心戀戰。
5月11日，我向住野先生交了辭職信，並把大部份所見所聞告訴了他，他長嘆了一下但愛莫能助。十五分鐘後當時是亞洲CEO的「房東」篠原先生至電給我：「Michelle，難道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值得妳商量一下的老頭子嗎？」我頓時鼻子一酸、眼角泛淚。不是的，只是再做下去，無論如何努力，已經沒有給野村打工的感覺了。篠原先生在排得滿滿的日程表上找空檔，最後他讓我翌日八時找他吃早餐。第二天早上，在CEO辦公室的會議桌上已放好了早餐和兩杯cappuccino。在愁眉深鎖的房東面前，我沒有中傷中傷過我們的人，我只是告訴他，在太多不公平的明爭暗鬥下，要生存我必須改變性格，而這是我不願意見到的。
若問我有否後悔？可能是有的。不為金錢，而是因為後來我體會到任何困難必須親身跨過才可以無憾地繼續前進。一年後當我在美資銀行工作時也多多少少有了改變，我學會調高EQ選擇性聆聽、學會以柔克剛、學會倒行逆思把問題從另一角度化解。但話說回來，沒有離開野村後的重整期，也許也沒有今日的自己，人總是在踏出第一步後才真正鼓起勇氣的。
後記
三年過去，從前的野村「村民」已經陸續離開。有的同事為希望得到賠償在鬱結下得了病；也有的等了又等最後居然由公司找個借口被「屈」而離開；新的人事部手法層出不窮，而在第三、四輪裁員中我們看到被裁的還是多年來務實的舊員工。財富分配變得像腐朽的政府一樣：不計付出、不計生產力、只計背景... 怪不得我們後來聽說新聘的ECM組員居然大言不愧地說野村是個好地方：「高薪厚職、出糧準時、工作清閒。」
對我們而言這話真的令人憤慨，很多金融業人習慣了且認為高薪厚職理所當然，然而年年虧損錢從何來？野村長期靠著日本業績支持海外發展，而一分一毫都是國內低薪銷售員的血汗錢。作為海外員工，我以為也要深思一下這些年的環球金融環境，花無百日紅，莫為從前的風光而故步自封。
然而，憤慨又何用？今天我終於明白，不管是被裁還是辭職，我們全都是被野村遺棄的一群。當初被公司壓在賭桌上的，是往後的前景和業務；這回賭局無論是勝是負，贏家都只會是換來的新人，我們這群舊部早已是一堆被遺在桌下的舊鈔。
回想起來在工作上雷曼的上司也許有些小動作是故意留難的，但只要是表現得有修養的人，我都尊重。他們表現團結為自己人爭取最大利益，盡力除去有可能之威脅，一切只是人性，並無可厚非。只是，親身目睹一間百年老店的倒閉同時也差不多拖垮了另一間百年老店，感覺悲働不已！
而我遲遲放不下那執著，可能某程度上是被從前一路走過來的經歷感動了，很多日本人前輩對我實在太好，卻同時令我要千辛萬苦才忘掉這段企業「初戀」。故事落幕了，一個個造就這段集體回憶的人各奔前程。聽說人要離開comfort zone 才是生命的真正開始，這些年的我如坐在安全島上停滯不前，也是時候重新上路了！
1）實在提不起勁去找工作，就像沒法投入新戀情一樣。感謝在丈夫的支持下，我休息了很長的一段日子；
2）九個月後，我開始了新工作；上班的第一天過後，晩上沐浴時我大哭了一場，感覺像懷念舊情人一樣；
3）每一次提起舊公司，感覺戚戚然；也由於公司內部已變得面目全非，故人面對的不只是平常的離離合合，而是一種舊情人已一去不返的遺憾。
千禧年之邂逅
這麼深厚的情感我也說不出是如何建立的...
記得2000年的秋天，當時我剛剛回流到港，接到中介公司的電話有一個給畢業生的入職位置，要求清晰簡潔：中文、英文、PowerPoint。剛剛畢業兩個月，我本來並非那種一心立志投身金融業的高材生，然而野村 (Nomura) 是日本最大的投資銀行，一了解下原來這份簡直是夢寐以求的「筍」工！
第一次步入Nomura的大門便愛上了。二千年的辦公室還在花旗大廈（當時被稱為萬國寶通），記憶中公司在20樓的接待處以簡潔的樺木配米白色設計，在旁有一條偌大的玻璃旋轉樓梯通往21樓，帶著一種簡約又含蓄的氣派。經過四輪約兩個月的面試過程，我居然被取錄了。據說到最後是因為另一位對手相對太進取而我則給人感覺較友善而被留下的。我所加入的Equity Capital Markets (ECM)資本巿場組屬投資銀行部，當時連我在內就只有4個人，請我的其中一位上司潘先生可說是我生命中的貴人，因為透過他我同時投身了野村，也認識了我的丈夫。又或者可以說，以時間計算的話，我的二十年華時期相處得最多的人必是潘生，因為在往後的八年間他每天也坐在我身邊。
除了潘生以外還有一位較高級的日籍同事新光先生。至今，他仍是其中一位最令我敬重的前輩。他表面上常開玩笑，實際轉數很快、為人是非分明，而且極重情義。Team sec 「愛妃」在我加入時已是資深秘書了。當時她正懷著第二任兒子，第一次見面時就已經安排好了一切，而且友善得不得了，更加馬上就令我愛上自己的新工作。後來的愛妃更成為了我的密友，她的鬼馬令office充滿了笑聲，又同時帶著無限生活智慧，大家用時間累積的點點滴滴，實非三言兩語可言諭。
往後的幾個月不算太忙碌，潘生及新光先生也很用心教導我，短短的時間內我由一個百份百的門外漢開始認識到所謂的投資銀行生活。
記得當年我帶著近二萬港元從加拿大回港，是從大學二年級起打工的僅有積蓄。在野村的頭半年我一直租住婆婆的物業，但很快她就要出售該單位套現了，我正煩惱如何可以當時的薪金租住同類單位。碰巧那時正是公司的年結時期，在潘生和新光先生的努力幫忙下大老闆給了我50%加薪，解決了生活上的問題。多年來我一直珍惜自己有一段由「負數」開始的生活歷程，而這由自己一分一毫累積的財富，無論是心理上或是實際金錢上，都是隨著野村而來的。
2001-03：每一分鐘也積極
八年間我一共去過東京的總部四次，2001年是第一次的培訓，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踏足日本。學了兩年的日語雖然在工作上尚未到家，但街頭問路也總算是派得上用場，很是得意！四天的行程被安排得密密麻麻的，就連每天午飯及晚飯甚至coffee break 由誰人接待也排好了，這數天我學到了工作上的種種運作、碰到了不同部門的重要人物、更重要是體會到日本人那種無微不致的細心及團隊精神，感覺受寵若驚。上司特別讓我的培訓在星期五完結，再叮囑秘書訂了星期天的回程機票，還安排了一名年輕同事整個星期六帶我四處遊覽。到今天回想起來我真沒見過另一間公司有這樣的人情味！
2001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新老闆從倫敦被派到香港。大半年以來我們那一組人都沒有直接的team head，只有部門的大老闆福田先生，可謂「冇皇管」！人還沒到，他的花名已取，被我們稱為「發哥」，其實是他的姓氏與「顛」字同音，而他一灌脾氣較暴燥，在電郵也見咄咄逼人。
然而，在相處過後我們才知道原來發哥是一個可交心的好上司，他表面上帶點英國人的傲氣，喜歡用他的冷笑話諷刺人，但其實很關心下屬，而且會為了你在上司面前爭取最大利益。
發哥來了，我們的工作也變得份外積極。2001年我們完成了首間國內民企在香港上巿（然後至今11年後我們居然看到主席被囚，世事真是無奇不有！）。2002年開始巿場氣氛轉淡，我們與東京同事努力引入了一種不用在日本掛牌便可公開發售股票的銷售模式。那兩年經我手出品的計劃書可說是不計其數，其中一些更是日以繼夜不眠不休的產物，尤其內地公司都傾向喜歡一百多頁詳盡的厚本子！我們與東京及中國部的同事合作無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至今發哥與一些日本舊同事談起來依然會懷念這段 ＂good old days.＂
發哥來了後我們也與亞洲各國的團隊來往越來越密切，其中我印象最深刻要數台灣及新加坡的同事，怎樣形容呢？就是那種拿起電話聽筒便會自然咧嘴微笑的溫暖關係！
與發哥出差的日子也有好幾次，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女孩但他卻不斷給我機會在客戶面前作陳述，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一段珍貴的人生歷程。
發哥這急性子也曾經把我罵到躲進洗手間裡獨自哭泣，然後當我把自己重新整頓再出來時他又會怕我難過找一些無聊話題跟我搭訕一番。他那種工作起來的百份百投入的性格在緊張起來甚至不讓潘生去倒一杯水；也曾經對著不相干的日本同事叫罵，但我們都了解他，並敬重他，時間、以及那「一條心」的精神把一切都磨合得順順當當的。
當時的投資銀行部老闆福田先生是個充滿著人情味的大好人。一次愛妃得了肝炎留院他在聖誕夜也親身前往探望；另一次我們那一組因為他疏忽了的原故只有一天趕做一份地鐡公司的計劃書，他便通宵達旦地與我們留守著。
2003年3月，沙士來襲，辦公室內更見親切，我和愛妃都在計劃如果自己得病如何保護家中老少；這時，日本同事為我們寄來了窩心的禮物：空運日本口罩。
2003年9月我們的辦公室搬到IFC，大家都帶著興奮的心情。可是，不久以後福田與新光先生都分別被調到意大利和美國去了。記得在福田先生的送別會上一個從美林過來的中國部資深銀行家說過，他剛進野村的時候覺得這兒資源很少，運作也很不同，但日子久了覺得日本人那種智慧是含蓄內斂的（Subtle intelligence)，令人由衷的尊重。
我很有共嗚，因為對我來說Nomura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一些圖短線利益、看不起日本投行的人一年半載便離開了；而真正能融入這大家庭的人很快會便會愛上，因為一間公司要長久地留住員工的心從來也不是只靠金錢。
2004-06：更上一層樓
接替福田先生的是他那同年的好友篠原先生，被我們稱為新「房東」。篠原先生可以用兩個字形容：一股「魅力」的化身。而這魅力並不在外表流露，是一種領導者的智慧和氣度，他一方面會關心下屬、會說人性化的話；而另一方面他對工作的熱忱會帶動整個部門，這兩年他便成功地把業務帶到另一個高峯。
至2004年在日本公開銷售股票的項目已做了很多，我們藉著這個優勢取得了幾個主承銷的項目。工作多了，這兩年ECM也添了幾個重要成員。
最有「份量」的要算是Co-head「許愿」（註：後來我們改名的原則大致是按當時雜誌上的封面人物而取的），這個從瑞信過來的老外與發哥的關係很好，然而他的出現也令我們開始感到其實是發哥已經在計劃要離開了。到2005年2月發哥果然宣佈決定在8月份退休，結束在野村十四年的ECM生涯，當時他才四十出頭，不知過後可曾想過是退得太早了一點？
這段時期我出差的機會很多，而且開始有點吃不消。記得有一次在悉尼晚上在酒吧內突然暈倒，幸好許愿把我扶回了酒店。許愿的為人其實不壞，只可惜他並未能像發哥一樣得到各個地區團隊的相任，很大程度是他缺少了一種實龫的態度。他一般有八九成以上時間到處出差，停下來主持大局的時候卻很少。
隨著許愿的加入也來了另一位負責可換股的「周小姐」。周小姐可說是演活了何謂大情大性，她對工作執著主觀；但卻很愛玩，下班後可以判若兩人，典型的work hard,play hard。另外，一起熬過了不少晚夜的「東尼」也在這段時間加入了，成了這段黃金時期的核心組員，我們大家的關係嘅密切也互動，真可謂一個都不能少。
在2006年我們以僅有的人手完成了幾個集資項目，其中最大型的要算是韓國Lotte 37億美元的IPO。我們無論在首爾或在港的執行團隊均人丁單簿，與另一間主承銷高盛比較幾乎是被牽著鼻子走。但大家抱著一種「輸人不輸陣」的心態，總是盡心盡力的埋頭苦幹。從前期推廣計劃書、巿場走勢、路演安排、投資者介紹、定價分析等等；我不知道對方有否發現，高盛那方由三組人分擔的工作，在我們這兒卻來來去去就這三四個人頭。回憶這一年間的辦公室，日以繼夜周小姐與潘生有過無數吵鬧，而我們每晚放著dial-a-dinner外賣的辦公桌上也有過無數笑聲...
Lotte 要正式招股前我們到過高盛的auditorium 與管理層作最後一次預習。作結前公司的副主席突然高調地感謝Nomura的全體員工。一直以來高盛的團隊趾高氣揚，這下他們發現了原來這位Lotte高層曾在東京野村工作過，並對公司保持著深厚的感情。到今天我還認為他當日的心情我是感受到的，人總懷緬過去，即使知道人事已非，仍然希望飲水思源，多多少少為今天的員工打打氣！
Lotte 定價的晚上我們徹夜留守，第二天早上愛妃買了新鮮生滾粥給我們。項目在二月完滿結束，但同年緊接著有兩個台灣的集資，同樣的辛勞，同樣的畫面，一直到12月也沒有停過。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這段日子是至今人生中最充實也最上進的時候，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我真願意每一天也依然如此。
2007-08：消磨的歲月
2007年1月，我和周小姐、愛妃三人行去了一個難忘的旅行，這段時間是我們友誼的高峯期。回到香港後我很快便發現自己懷孕了，預產期九月，我再請假到翌年的二月，對公司而言，可說是整整一年的負資產。沒想到在四月年結的時候，我的花紅不但好得無話可說，還升職加薪。房東跟我說，大家也過了辛勤的一年，我應要好好保重身體，他希望我不是短線員工，而在三五年後也一直見到我。說真的，工作上的不如意總是有的，也有想過退下來休息一下的時間，然而房東的話就像一碗熱湯，灌下令人暖在心頭。
就這樣2007年我在半休養中渡過，但同組的人事卻有重大變動。在花紅季節過後許愿就正式「被辭職」了，一直以來他大部分時間也安排出差，然而在執行項目上少有參與以至跟同事的關係一落千丈。不久，周小姐因為身體原因也離開了，不禁令人概嘆畢竟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
在周小姐的推薦下房東請了「野村時代」的最後一位ECM team head：被我們稱為「秋官」。秋官的個性與許愿恰恰是一個大對比，他是一個執行者，對項目流程每一個細節瞭如指掌，而且細心緊慎。可惜他卻很少自發性地安排出差，而他任內最大的問題是：沒生意... 即沒有可執行的項目。秋官上任後不久即重新分配了工作，而我當時被分派接手房地產類的公司。滿心歡喜的，記得我在產假前還在努力打造我的資料庫，做得不亦樂乎！
這段時間我比較少有星期天晚上的失眠，基本上日子是很愉快而起勁的，同事之間有的是真友誼，而且是那種從一清早就可就報紙頭條談過痛快那種！
產假的第四個月起我開始很想上班，記得假期完結的第一天清早，我踏著高跟鞋，在IFC的LBG買了一杯心愛的caramel tea，嚐了一口後我感覺回到中環真好！回過頭原來房東也正在旁，他的親切笑臉馬上讓我感到「回家了」！
真正的回到岡位上卻有點不對勁！秋官請了另一位與我同級的同事：十號；聽說是從前UBS的幫手。而倫敦也來了另一個與潘生同級的director，他的名句是為何香港人不喜歡住有樓梯的房子，有一點夏蟲不可語與冰的諷刺！這新同事二人很快成了長期咖啡伴侶，早早晚晚不時也有coffee break。這段時候我每天聽著十號在我身旁放著Bloomberg TV，一組人實在清閒得發慌。為了找事做，我開始投入幫新加入的日本人河野先生去推廣一種新產品。說是新產品其實也是爛產品，以高折讓替一些無法輕易集資的公司配股。當時我堪稱Powerpoint高手，做了不少產品分析，其實自知得到生意的機會渺茫，但一向喜歡做分析報告的我卻樂在其中。
縱使如此，對整個部門而言這確是一段消磨的日子。我們另一個co-head住野先生是由東京過來一個精通英日語的青年才俊，這兩年遠離了日本的大額交易卻呆在這兒也實有點大材小用了！
2008-09：消失中的野村
2008年在幾番努力後我們好不容易得到一間泰國鋼鐵公司的交易，年中以來一直忙於交易文件及作財務預計審評資金，可惜這一切卻在一半被叫停了...
2008年9月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正式宣佈破產，緊接著的數天野村收購了雷曼所有亞洲及歐洲業務。這次交易被當時的管理層喻為百年難得一見的機遇。
在中環IFC雷曼的辦公室就在野村樓下數層，甚至連升降機也是同一組，也真可說是極度巧合！頭一天破產消息公報後大堂充滿了記者，看到雷曼職員一個個拿著紙箱離開，實在替他們難過，卻還未知道自己才即將成為真正的「雷曼苦主」！
新聞出現後的一兩天我們便收到內部通知公司收購了雷曼，然後，在我們還沒弄清由來的時候，已被迫接受了一種淪為二等公民的待遇...
秋官在十月份的一個週五下午被叫到當時日本老闆的房內，被告知在合併後他已無法繼任主管，需要向雷曼的Head of ECM滙報。秋官好歹也在UBS及Macquarie 打滾了二十年，當然嚥不下那奇恥大辱。他提議只留任部門內的一位managing director 而並不向雷曼的主管滙報，但意見沒有被接受。在沒有結論之下秋官原以為在週末後再討論，星期一回到公司他的入門卡居然被停了，而電腦也不能登入，就連電郵內的私人資料也要幾經辛苦在數日後才拿回來！和秋官的感情雖不算極深厚，但他為人是個正人君子，且我們從沒有看過一個人這樣被解雇的，心裡實在深深不忿！
秋官走後，我們很快就被安排離開當時的三十二樓到十九樓與雷曼同組人合併。在正式搬遷前我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把舊檔入箱，第三天雷曼ECM一個年輕女同事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們把檔案先與他們的合併再分類。我說在搬離前我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完成，已經沒時間再拆箱了，她一句：「妳意思是妳現在不跟我合作？是要我和老闆說嗎？」素未謀面，到底何故態度要這樣惡劣？「那妳去跟老闆說吧！」我沒好氣。
在真正工作上我也發現原來友善的態度只會觸礁，很多新人的不合作是因為他們壓根兒看不起野村。一次我和潘生想為一間公司安排路演，過往與銷售部已合作多次，今次卻要經過新的路演組，在談到美國路線時那位女同事一臉不肖的說：「Nomura你們在美國有什麼人？要知道你們是Nomura，不是Lehman啊！」她一句句的「你們」「我們」讓我感慨良多。既然那麼介意與Nomura扯上關係，何不有骨氣一點乾脆離開？既然選擇了要日本人的錢，卻又那麼努力地畫清界線，未免有些涵養不足。潘生卻只是很有風度的淡淡然說我們過往一向在美國路演也不成問題。
十二月頭我們收到新ECM team head「大劉」的聖誕party安排，地點為他淺水灣寓所樓下之餐廳，費用按職位支付，而他與另一個日本人Co-head住野先生作為主管每人出資過萬。對於一個習慣美資銀行收入年薪以千萬計的老外主管來說這當然是九牛一毛；然而在野村久了我們知道日本員工由於福利優厚，現金收入實際很少，這次聖誕活動的花費對住野先生來說實非少數目。一次工餘閒談潘生便向雷曼組內一個被我們稱為「甘比」的女同事透露了一下野村一向的薪酬其實較低。這段話在第二天被甘比完全扭曲了再宣傳出去，我們聽到的版本是「潘生以為現在與一流的大行合併了，他便可以賺取一流的人工！」可見氣度與修養一點也沒有為我們修成正果。
搬到十九樓後我們坐在房間的一角，其中一排六人的桌面輕巧得如臨時加建的，被我們稱為dead island (死亡之島）。兩組合併後人實在太多，裁員實是遲早的事。
2009年一月，第一輪裁員，十號與另一位較年輕的同事離開了。雷曼那邊廂也裁了一些年輕職員與秘書。這段日子我們在dead island附近生活的人只好苦中作樂，不時倒數餘下的日子有多長。
一天大劉把我叫進房，讓我為他準備一份全年巿場回顧與來年展望，另外有三位年輕的同事「幫忙」，包括那為了搬檔案跟我大發雷霆的女子。當時十九樓我們只佔半層，沒有會議室，我相約那三位同事翌日早上在三十樓的會議室見面。第二天早上過了十五分鐘沒有人出現，我至電其中一位同事，他說不知道三十樓在哪兒，我要談的話可以下去找他們。我堅持在三十樓等，十分鐘後他們跚跚來遲，但那女同事一直沒有出現過。其實當時並沒什麼我需要他們幫忙的，只是就老闆的意思我分了一些資料搜集給他們，接下來那兩天我留至深夜把報告完成了。
也不是一面倒的，雷曼的同事中也有務實的。在一項潘生與我同時參與的香港公司集資項目中，我們與sector team合作愉快。Nomura一直以來沒有行業團隊，很多資料性的工作讓我們很吃力，後來一些這段時間認識的雷曼同事也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絡。回顧整個收購行動，如果高層能夠少一點草率多一點組織，聘請真正能為公司增值的個別團隊，今天的局面可能很不一樣。
天下無不散之延席，2009年4月15日，大地震的日子到了。大清早我們看著電話接二連三地響起，同事們一個接一個被人事部叫去了。當潘生接到電話的時候，我的腦袋一片空白，更令我驚訝的是，愛妃也被叫走了... 東京的同事打電話來問我公司情況，但我禁不住語帶微泣沒法說清楚。午後我們被叫到二十六樓美式裝修的大會議室中，餘下二十多人的團隊，連我在內就只有三個舊人。後來聽聞有雷曼另一組與我從未共事的男士取笑說我是因為有姿色而被留下的，又一個高學識高自信卻低涵養的例子。
悲傷過後，還是要工作。重組過後我是唯一負責執行的，聽上去很不錯的名堂，實際運作上沒有人會願意與我分工。我試過在項目準備通過內部審批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條款已改了；也試過發現同事們告訴我會議取消了，卻為避開我的視線躲在另一樓層討論從前我和潘生負責的項目。我想不起來這個月我是如果過的，簡單來說也就是處處碰釘，沒有合作的執行，實在談不上執行，而最大問題也可能是我根本無心戀戰。
5月11日，我向住野先生交了辭職信，並把大部份所見所聞告訴了他，他長嘆了一下但愛莫能助。十五分鐘後當時是亞洲CEO的「房東」篠原先生至電給我：「Michelle，難道我就是這樣一個不值得妳商量一下的老頭子嗎？」我頓時鼻子一酸、眼角泛淚。不是的，只是再做下去，無論如何努力，已經沒有給野村打工的感覺了。篠原先生在排得滿滿的日程表上找空檔，最後他讓我翌日八時找他吃早餐。第二天早上，在CEO辦公室的會議桌上已放好了早餐和兩杯cappuccino。在愁眉深鎖的房東面前，我沒有中傷中傷過我們的人，我只是告訴他，在太多不公平的明爭暗鬥下，要生存我必須改變性格，而這是我不願意見到的。
若問我有否後悔？可能是有的。不為金錢，而是因為後來我體會到任何困難必須親身跨過才可以無憾地繼續前進。一年後當我在美資銀行工作時也多多少少有了改變，我學會調高EQ選擇性聆聽、學會以柔克剛、學會倒行逆思把問題從另一角度化解。但話說回來，沒有離開野村後的重整期，也許也沒有今日的自己，人總是在踏出第一步後才真正鼓起勇氣的。
後記
三年過去，從前的野村「村民」已經陸續離開。有的同事為希望得到賠償在鬱結下得了病；也有的等了又等最後居然由公司找個借口被「屈」而離開；新的人事部手法層出不窮，而在第三、四輪裁員中我們看到被裁的還是多年來務實的舊員工。財富分配變得像腐朽的政府一樣：不計付出、不計生產力、只計背景... 怪不得我們後來聽說新聘的ECM組員居然大言不愧地說野村是個好地方：「高薪厚職、出糧準時、工作清閒。」
對我們而言這話真的令人憤慨，很多金融業人習慣了且認為高薪厚職理所當然，然而年年虧損錢從何來？野村長期靠著日本業績支持海外發展，而一分一毫都是國內低薪銷售員的血汗錢。作為海外員工，我以為也要深思一下這些年的環球金融環境，花無百日紅，莫為從前的風光而故步自封。
然而，憤慨又何用？今天我終於明白，不管是被裁還是辭職，我們全都是被野村遺棄的一群。當初被公司壓在賭桌上的，是往後的前景和業務；這回賭局無論是勝是負，贏家都只會是換來的新人，我們這群舊部早已是一堆被遺在桌下的舊鈔。
回想起來在工作上雷曼的上司也許有些小動作是故意留難的，但只要是表現得有修養的人，我都尊重。他們表現團結為自己人爭取最大利益，盡力除去有可能之威脅，一切只是人性，並無可厚非。只是，親身目睹一間百年老店的倒閉同時也差不多拖垮了另一間百年老店，感覺悲働不已！
而我遲遲放不下那執著，可能某程度上是被從前一路走過來的經歷感動了，很多日本人前輩對我實在太好，卻同時令我要千辛萬苦才忘掉這段企業「初戀」。故事落幕了，一個個造就這段集體回憶的人各奔前程。聽說人要離開comfort zone 才是生命的真正開始，這些年的我如坐在安全島上停滯不前，也是時候重新上路了！
